建筑午餐Vol.5 | 普利兹克建筑奖：猜不准才是常态

《建筑午餐》是 一言一吾 i-Talk 新推出的一档对谈类音频栏目，聚焦社会热点和建筑领域新鲜事，闲聊建筑师的灵感与观点，欢喜与烦恼。不定期推送，为建筑爱好者的午餐加点料。

建筑午餐

Volume 05

▣ Vol.5 普利兹克建筑奖：更均衡，更多元

“普利兹克建筑奖越来越追求各方面的均衡，不是体现在一届的获奖者中，可能要用五届、十届结合建筑师的国籍、实践方式、肤色、性别等等各方面来权衡。这跟1979年第一届普奖的语境已经很不一样了。

by 江嘉玮”

2022年普利兹克奖获奖者

Diébédo Francis Kéré © Astrid Eckert

肯尼亚 狮子初创园区 2021 ©️Diébédo Francis Kéré

布基纳法索 莱奥医生之家 2019 ©️Diébédo Francis Kéré

本期嘉宾

江嘉玮

同济建筑城市规划学院

助理教授

人物简介：

江嘉玮，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助理教授。2019年获同济大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西方建筑历史理论、中西方建筑文化交流。曾访学于耶鲁大学、维也纳理工大学、韩国釜山国立大学等高校。

- 本期话题 -

普利兹克建筑奖

更均衡，更多元

2022年的普利兹克建筑奖于3月15日颁发给了非裔建筑师迪埃贝多·弗朗西斯·凯雷（Diébédo Francis Kéré）。普奖又一次践行了“政治正确”和“多元文化融合”的评奖标准，这样一位拥有“丰满人设”的建筑师获奖，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那么：

- Diébédo Francis Kéré获奖的背后映射出普奖怎样的思想和价值导向？

- 从关注建筑学本身，到思考人类社会的未来。普奖评奖标准的演变，是否也折射出社会和文化的变迁？

- 细数历年来获得普奖的建筑师，他们有哪些共性？

- 下一位摘得普奖的中国建筑师会是谁？

本期《建筑午餐》的嘉宾是同济大学建筑城市规学院的助理教授江嘉玮。早在2月我们筹备选题时，江博士就猜中了今年普奖的得主将会是Diébédo Francis Kéré。被询问“押宝秘籍”时，他却借用了普奖评委张永和老师的话：“永远不要去猜测普奖会颁给谁”来作答。

为什么这样说呢？普奖真的就那么难猜吗？欢迎点击收听本期音频，并在留言区写下你的观点！聊一聊你最喜爱的“普奖大师”以及你所理解的“普奖价值观”吧～

*下文为部分对谈内容摘录，阅读时长约20分钟*

01

Diébédo Francis Kéré

/走出非洲的“乡村建筑师”/

Julia：2022年度普利兹克建筑奖揭晓，获得者是非裔建筑师迪埃贝多·弗朗西斯·凯雷（Diébédo Francis Kéré），开奖一周前，我们准备了一个List给我们的好朋友江嘉玮博士，他竟然猜中了。

江嘉玮：2月份的时候Julia发了一份名单给我，上面大概有将近50位建筑师的名字。在这堆名单中我一眼看见Kéré的名字。虽然没有见过Kéré本人，但之前在网络上听过他的讲座，并且我本人对在非洲一些以他为代表的建筑师的作品还是有一点关注的。根据我对普利兹克奖近年来的趋势的一些了解，我下意识觉得有可能是Kéré。昨晚揭晓的时候还真像中了个大奖一样。

Diébédo Francis Kéré 作品，布基纳法索 甘多小学 2001 ©️Erik-Jan Ouwerkerk

Julia：我们作为一个建筑纪录片媒体，第一次知道Kéré是因为一部以他为主角的纪录片：《树之心》，去年一言一吾在上海举办的建筑纪录片影展《镜中之境》选映了这部影片，由此认识了这位黑人建筑师与他“从乡村中来到乡村中去”的建筑理念。所以，Kéré获奖这件事属于普利兹克奖政治正确的选择吗？

江嘉玮：我觉得相当程度上这是一个政治正确的成果。Kéré的人生履历非常神奇。他所在的国家是一个小小的法属殖民地，而他又在德国拿到一个欧美国家认可的建筑学学位，就是多元文化交错的结果，这非常符合近十年来国际社会“政治正确”和“多元文化融合”的需求和标准。

建筑纪录片影展《镜中之境》电影海报《树之心》

影片聚焦了Diébédo Francis Kéré 的作品，美国蒙大拿 Xylem展亭 2019 ©️Iwan Baan

Julia：这个选择算是爆冷门吗？

江嘉玮：从种族意义上来说的话，他确实是第一位获得普利兹克奖的黑人建筑师。我认为，但凡我们用到“爆冷门”这三个字，一般都是出于一种所谓“老派的思想”：啊呀，他不在入围名单之中，他是一匹黑马，这叫爆冷门。

但其实从2014、2015年以来的普奖获奖名单中，多元和政治正确取向已经非常明显。站在这个角度，这不叫爆冷门。相信更多专门从事媒体和建筑评论的同行来推测的话，Kéré绝对被放在首位，因为普奖的逻辑在过去十年当中已经改变了。

Diébédo Francis Kéré 作品，英国伦敦 蛇形画廊 2017 ©️Iwan Baan

Julia：他身上有很强的故事性，来自贫穷的非洲小村庄甘多，他是村子里唯一上过学的孩子。有机会走出非洲，接受西方世界的高等教育，成为了一名建筑师后又回到家乡做公益性质的项目。他身上的那种本土文化属性和社会责任感，非常打动人。Kéré的这些经历如何塑造了现在的他？

江嘉玮：这是时代和个人努力的共同结果。Kéré从一个以前属于法国殖民地的西非象牙海岸国家走出来，Kéré所处的成长环境就我们当下的理解来看是极度混乱的。他在西方世界学到建筑本领之后再回到当地，进入建造环境，比单一的欧洲文明国家显得更多元。在普奖的大趋势下，Kéré的这一份履历非常符合评委们的要求。

布基纳法索 莱奥医生之家 2019  ©️Diébédo Francis Kéré

Julia：普奖评委们的要求是怎样的？

江嘉玮：让自己的建筑作品更具有社会性的确是最近十年能够获得普奖的其中一个因素。我这句话不一定对每一个获得者都适用，但观察过去十年的获奖者们大部分都有这样一个特征。无论是2016年的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Alejandro Aravena）还是去年的安妮·拉卡顿（Anne Lacaton）和让-菲利普·瓦萨尔（Jean-Philippe Vassal），他们的作品中都有为社会民众进行建造、低技或者廉价工业化等等特征，这些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Kéré有一个更“漂亮”的背景，他来自一个皮肤黝黑的种族，一个与贫穷进行斗争的国家，这书写出了很动人的故事，这比前几届获奖的致力于建造社会实验住宅的建筑师更动人。

Alejandro Aravena作品 智利 金塔蒙罗伊公屋 2003  ©️Cristobal Palma / Estudio Palma

安妮·拉卡顿和让-菲利普·瓦萨尔作品，法国弗卢瓦拉克 拉达匹住宅 1993  ©️Philippe Ruault

Julia：Kéré项目的跨度很大，做过非洲乡村的小学校园，也做过很多国家级别的场馆。他有没有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

江嘉玮：笼统概念上的风格，他是有的，一定要被归类的话，大概跟“乡土建造”、“低技建造”以及“如何廉价批量进行生产”都符合。我本人没有看过Kéré房子，但他在欧洲成名之后在各地都有教席，我在瑞士求学时的一些同学就曾跟着Kéré到非洲贫穷的村落中去进行建造。他家乡的环境，除了有炎热、通风、遮阳这些非常具体的气候因素外，工业化程度也异常的低，所以Kéré的建筑风格：低技、可适用性等等，是跟整个国家生产力这个大背景结合起来的。

布基纳法索 库杜古 Lycée Schorge中学 2016 ©️Iwan Baan

Kéré一旦离开这个语境进行的建筑设计和投标项目，都跟这种低技的乡土建造很不一样。所以Kéré的风格和那些吸引人的元素，离开非洲的话就很难维持住。

布基纳法索国民议会渲染图 ©️Diébédo Francis Kéré

Julia：我们在看Kéré的作品时另一个比较重要的角度是“可持续”，他的很多建筑都属于“乡建”，对整个地区的经济、文化都有一定的带动作用。他选择的材料也是非常乡土化的泥土和木材等等，他的建筑实践是如何诠释“可持续”这个概念的？

江嘉玮：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好。对于“可持续”，我们一般人的理解肯定是跟材料相关。在这个层面，Kéré大部分在家乡的建筑作品中都实现了这一点。你能看到当地人手工劳作建造出的粘土墙体，还有轻盈的铁构件搭起来以便通风的屋顶，这些都是“可持续理念”在当地小规模的一种实现。

不过我想做一个补充。我认为“可持续”这个概念不仅限制在建筑材料层面，它应当被更广泛地理解成为一种社会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的可持续。Kéré在整体层面就更多拥有了社会发动机一样的角色。你会发现他在当地做的事跟“只会造房子”有本质的区别。他拥有非常良好的社会关系的组织能力，本人能言善道，不仅能够对当地人进行演说，并且能够转而向欧美文化界的人进行交流，所以他还是很多关系的统筹者。

这种“可持续”更多会建立在他从西方国家带来的资源与当地生产力较低的劳动力市场的结合过程之中，比较好地给当地人创造一种吻合传统的生活状态，并且建立起社会关系。这才是“可持续”的重要内涵。

莫桑比克 本加河畔学校 2018 ©️Diébédo Francis Kéré

Julia：Kéré的理念对我们中国当下的乡村建设有没有什么借鉴意义？

江嘉玮：我自己在前几年的一篇文章中用到了一个自己“发明”出来的概念，叫“家乡建筑学”，对应的就会存在“家乡建筑师”，指那些出身环境具体、在更为发达或建筑文化更为浓厚的地方求学、学业完成之后再回到自己家乡进行建造的建筑师，这就是家乡建筑学的贡献。

在中国建筑师群体中，家乡建筑师的比例我认为不算高。如果我们期待要出现可以跟Kéré进行类比的建筑现象的话，就要提高家乡建筑师的比例。他们可能来自某个村子，在大城市获得了建筑教育之后，能够重新定下心回到家乡进行建造，这才能够看到整个乡土建造的逻辑以在地的方式进行转变。

布基纳法索 莱奥 外科诊所与医疗中心 2014 ©️Diébédo Francis Kéré

02

普奖价值观

/追求均衡，因时而变/

Julia：普利兹克奖的审美是否比较固定？

江嘉玮：可能我们需要用一个更广的维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通过对普奖这么多年历史的精细研究，会发现普奖的标准自千禧年以来是有变化的。一开始普奖的设立是以美国的WASP文化作为根基，即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所谓的美国上流社会。第一个拿普奖的菲利浦·约翰逊（Philip Johnson）就是一个最能代表这种文化的美国建筑师。

90年代中后期开始，多样性被放大了，普奖变得更像是一个广义的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正是基于这样的价值取向，还有一些遴选机制的改变，才水到渠成地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政治正确、多元文化的价值观。

Philip Johnson ©️Jack Manning

Philip Johnson 设计的自宅 Glass House

Julia：这两年普奖的评价标准走向如何？选择时更偏重哪些角度？

江嘉玮：可以看到普奖更加追求各方面的均衡，这种追求不是体现在一届的获奖者中，可能要用五届、十届结合建筑师的国籍、实践方式、肤色、性别等等各方面来权衡。你会发现普奖是在追求一个小规模的、长时段的均衡。这跟1979年第一届普奖的语境已经很不一样了。

一开始设立这个奖项的目的，更像是上流社会的私人财团对功成名就的建筑师进行表彰。从第一届普奖颁奖视频中看到，菲利浦·约翰逊（Philip Johnson）从给他颁奖的西萨·佩里（Cesar Pelli）手中“抢夺”一张10万美金的支票，以一种美国式的幽默向在场所有人开了个玩笑。这是在一个小范围的、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进行的颁奖仪式。

今天普奖的获得者已经有如此多的国别、种族和肤色，它的每一次遴选都要积极考虑权衡。不再有1979年颁奖晚宴上那种幽默滑稽的一幕了。

Julia：你个人比较欣赏哪一位普奖大师？

江嘉玮：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因为我自己对他的理论各方面研究的比较多，而且我认为它也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因为他除了用建筑作品来说话之外，他的文字还有对历史和理论的研究也非常深入。

Aldo Rossi作品，圣卡塔尔多公墓

最近20年的普奖获得者当中，像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以及赫尔佐格与德·梅隆（Herzog & de Meuron）等等，无论是在作品以及对当代社会的观察和理论贡献上，对我来说是最值得研究的几个建筑师之一。

Rem Koolhaas著作，《癫狂的纽约》

Herzog & de Meuron 作品，德国汉堡国立歌剧院

03

/ 从普奖的角度理解大师 /

Julia：《我与建筑师有个约会》栏目采访过普奖大师：阿尔瓦罗·西扎（Alvaro Siza）、克里斯蒂安·德·包赞巴克（Christian de Portzamparc）。当年西扎和包赞巴克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拿到普奖的，如何从普奖的角度去理解大师？

系列纪录片《我与建筑师有个约会》之《阿尔瓦罗·西扎：我的建筑中没有我》©️一言一吾 i-Talk

江嘉玮：西扎是92年获奖的。可以看到在90年代初期，普奖开始脱离美国语境，把当时欧洲对建筑学本身有本质贡献的建筑师包容了进来，西扎当之无愧是这样一名建筑师。我们今天倡导的人民建造等等概念在西扎身上都不适用。普奖的评委们选择他的根本原因在于，他讨论着建筑的语言，他的建筑跟地景——比如葡萄牙具体的某个城市——发生着关联。二战之后，现代建筑的发展一直有着关于建筑学自身语言和设计问题的探讨，我认为这是西扎入选的原因。

系列纪录片《我与建筑师有个约会》之《阿尔瓦罗·西扎：我的建筑中没有我》©️一言一吾 i-Talk

江嘉玮：包赞巴克先生不一定像西扎那么本质地探讨建筑问题，但他的确很明显地代表了法国战后一波能够走向国际的建筑师。他趁着80年代密特朗总统（François Mitterrand）打造的国际工程，把法国的声音传递到了整个国际舞台。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把他推到了普利兹克奖的评委面前，把他选为了第一个法国能够获得普奖的人。

系列纪录片《我与建筑师有个约会》之《克里斯蒂安·德·包赞巴克：在建筑的边界之外》©️一言一吾 i-Talk

Julia：所以这也是全球范围对法国建筑师的一个肯定。

江嘉玮：没错，我认为普奖的获奖者不断有新的国籍或大洲出现，是普奖的评委们在不断地完成多元化。

Julia：怎么理解日本建筑师获得普奖呢？自普奖创办以来，共有6次（7人）颁给了日本建筑师。

江嘉玮：我觉得日本建筑是非常有能量的团体。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经济扶持带来的能量，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建筑师群体的画像。日本建筑师非常团结，这一点在为数不多的国家才能找到。

80年代和90年代获奖的还是相当“美国化”的一批日本建筑师，比如槙文彦。不过最近获奖的日本建筑师矶崎新和槙文彦又属于同一时代，2019年矶崎新获奖，说明普奖重新去肯定60、70年代最初产出原创思想的建筑师。这也是让人大跌眼镜的一个选择。

槙文彦作品，螺旋大厦

日本建筑拥有自身的团体性和思考性，他们的师承关系很明显，就是一代一代被培养出来的。在获奖的建筑师中，妹岛和世和伊东丰雄就是一对师徒，妹岛在伊东那里学到了很多，她比伊东更早获奖。此外，日本建筑师是较早一批去欧美学校教书的群体，他们反向去西方输出东亚文化，几个代际之后就由他们的后辈拿到普奖的殊荣，这也有一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关系在里面。

伊东丰雄作品，仙台多媒体中心

Julia：日本建筑师有什么共性？

江嘉玮：日本建筑师代际关系比价明显，共性就体现在他们每一代“面对问题的不同”这一层面上。矶崎新那一代，更多时候是在社会动荡、战后与政治和资本抗争的语境中进行思考的。所以那一代的巨构（巨大构筑物）以及对城市废墟状态和未来状态的思考，会有典型体现。

矶崎新作品，北九州市立美术馆

后一代建筑师对混凝土以及重型建造特别迷恋。这出自西方粗野主义和日本本土文化的结合。安藤忠雄在这种迷恋的中后期，他已经把混凝土变成了一种精致的表达。

安藤忠雄作品，光之教堂

在安藤之后的建筑师对建筑的理解又跟前一代完全不一样。以妹岛和世为代表的建筑师在追求极端的轻盈，他们的建筑混凝土比重非常小，甚至会在结构层面进行各种游戏。

如果把六七个日本普利兹克奖获得者列成一个列表，会发现他们对于材料的青睐一直在更替，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

SANNA作品，Koga Park Café

Julia：那最后再回到我们华人建筑师身上。十年前王澍获得了普利兹克奖，之后还有谁比较有机会吗？

江嘉玮：十年前王澍老师获奖，非常明显地说明了社会以及全世界的评判目光，因为他的作品以最现代的手法代表了中国。王澍的成功也是叠加在他前15-20年的努力之上的。

接下来中国建筑会以怎样的面貌再拿一个普奖？这是比较难预测的一件事。我觉得拿普奖在过去五六年的价值标准，中国建筑最有可能获奖的还是一些诸如追求社会公平，或者积极解决当下中国社会以及与国际交错中面临本质问题的建筑师。一定要揣摩普奖评委怎么看中国的话，我认为处理社会问题的那一类建筑师更能获得青睐。

王澍作品，宁波博物馆

王澍作品，金华建筑艺术公园

Julia：我们这一次的评委是王澍老师，他也是从获奖者成为评委这样一个角色。张永和老师也是普奖的评委。这些中国面孔出现在普奖，对中国的建筑师而言有怎样的积极的意义和影响？

江嘉玮：毋庸置疑，对我们自己国家的建筑推广意义非常重大。虽然相比日本、荷兰、瑞士这些相对小的国家，中国建筑师的群像还无法完整呈现出来，但至少像张永和老师、王澍老师他们走向了国际舞台，在世界认知中国建筑师群体方面很有帮助。

在中国建筑师的实践过程中，但凡我们能看到他们在建筑形式语汇上做出新探索的项目，都很有可能是在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回应我们国家內部的问题，以及改革开放后内政和外交双重背景下的全球性问题。

Julia：您觉得普奖对社会的意义是什么？未来普奖的局限性该怎样去突破？

江嘉玮：这里的“局限性”三个字，反过来也是某种局限性。我记得好几年前张永和老师担任评委，接受采访时请大家：“永远不要去猜测普奖会颁给谁”，可能它在5-10年间呈现出了某种政治正确的特征，下一次就狠狠暴击你，选了一个保守的、非常具有建筑学内核的、功成名就的甚至行将就木的建筑师，让你完全想象不到。普奖已经出现了这个特征，连续好几届形成某种趋势，再突然把苗头熄灭，非常有趣。

预测普奖下一届得奖者可能更多是媒体和评论家关心的事。我站在我的学科角度，从有限范围内掌握的材料中看看这种趋势是如何产生的，去思考普奖给民众以及建筑行业带来的意义，再用这个标准去敦促我们对建筑行业存在缺陷的改正和纠偏，可能是普奖更有意义的一点。

END

出品方

监制/主持：朱丽康

策划/编辑：李昕

音频剪辑：白希文

文字整理/排版：东开开

图片：普利兹克建筑奖官方、i-Talk、来自网络